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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嘉祿:應緣我是別茶人
2020年5月5日
    

  潘向黎的茶文化散文集《茶可道》俄文版出版了,作為讀者和朋友,我當然是很高興的,在微信里表示祝賀之外,還希望能推出日文版。俄羅斯的飲茶傳統相當深遠,但他們喝的多為紅茶和奶茶,而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最久,日本茶道的形成,直接受益于中國唐宋,甚至可說茶道的源頭就在浙江徑山,所以我希望日本茶人能夠早日讀到潘向黎的《茶可道》,對中日兩國茶文化的交流無疑是一件大好事。

  這篇文章是我在幾年前寫的,當時發表在哪張報紙上也忘了,存在電腦里也一直沒找到。前年、去年編散文集時留了一個遺憾,今天在電腦里另一個硬盤里倒意外發現了,于是曬出來與同好分享。

(潘向黎《茶可道》的俄文版)

  陽春煙景時節,潘向黎的新著《茶可道》與《看詩不分明》聯袂奔來這個紛繁嬉鬧的世界。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慧眼識寶,用封面設計簡樸素雅的精裝本給了作者慷慨優遇,再加上小開本以及稱手的厚度,自信地提示讀者不要被休閑讀物的外觀所迷惑,其實是飽含著濃厚的人文懷情。素面朝天,似乎更令群芳嫉妒,兩本書——尤其是《茶可道》,高掛京滬暢銷書榜單三個月,至今也揭不下來。自從大陸引進圖書榜單這玩意兒以來,一本閑談茶文化的書受到讀者如此熱捧,似乎還沒有比肩者。莫非是喝慣香片的老北京感情也移情龍井或鐵觀音了?或者新生代讀者試圖豹窺江南才女對茶文化的一番“唐詩別裁”?我的理解是,早就加載于中國傳統文化內存的茶文化,在當下人心思古、人心思安的語境下,經過一番曬青、涼青、搖青、揉捻和翻炒,被賦予了新的意義,似乎也有了更廣泛的功能。

  向黎愛茶,我暗中引以為同調,自她在新民晚報夜光杯上連載“茶可道”那天起,就一直拜讀,有些篇什還會剪下來收藏,供日后深入研讀或作參考資料!安杩傻馈边@一“道”,似乎有三四年之久,但對這樣一個非冷門選題的寫作,非得別出機杼、后來居上不可,否則無異一碗殘茶中續了一注滾水而已。

  向黎的寫作,格式上也分了茶的簡史、茶葉、水質、品類、器具、茶禮以及茶與詩文,但由于長期的知識積累與體察、領悟,特別是文本寫作上洋溢的中國茶精神和文人氣質,以及貫穿全書的“黛玉之嘆”,使她擁有了召集廣大讀者聚來分享的機會。

  比如,向黎從女性的角度梳理了一批自己中意的茶,它多半是由富有詩意的嘉名構成一個個翻飛的意象:獅峰龍井、黃山毛峰、太平猴魁、恩施玉露、蒙頂甘露、敬亭綠雪、天池茗毫、青城雪芽……這似乎是商業文明的勞績,實則揭示了一個文化秘碼:中國的酒,名目泰半粗率直別,少有文飾,它只是文人騷客的燃料,灌進胃里鎔鑄成珠璣文字。而茶名,似乎在不經意中獲得并歷久沿襲,在一次次吟哦中印鑄了盛世年華的時代風貌與文人墨客的翩翩風姿。僅從這個意義上說,早就走向世界的中國茶,更有資格成為中國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潘向黎《茶可道》中文版)

  向黎也引用了一些饒有趣味的典故與神話。神話在一個民族的青春期具有高度概括的辨識性和增強凝聚力的作用,典故在中國,則多半是文人的虛構與向往,拿來為茶寫史,不妨當作一串生動形象的注腳,細節方面不必太過拘泥,要感悟的是人與人的機鋒對決。比如她寫到茶圣陸羽鑒水的故事,湖州刺史李季卿路過揚州,與陸羽偶遇,讓軍士取了長江的南零水請陸羽煎茶。陸羽一品便判定此系臨江水而非南零水,也不管軍士如何辯解,只管將水倒出一半,用勺子取水揚了揚說:“到這里才是南零水了!”至此,軍士不得不低頭認錯,原來他取水后不慎灑了一半,便在江岸邊加了一點臨江水。至此,中國茶飲中的大學問——“水為茶之母”這一關節就顯出其重要意義,就深入人心了。

  這樣的故事,在唐代李德裕、宋代蘇東坡和元代倪云林身上也都戲劇性地演繹過。這些典故或神話想說明什么?中國人的智慧與幽默?生活格調與消費豪奢?我看本質還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中國的生活藝術,一直在文化人的直接參與或關照下形成格局、形成氣場、甚至被簡略地儀式化。

(這是我三哥沈嘉榮畫的《品茶圖》)

  甚至,自負的士大夫們還會將這個專利讓草根階層分享。對了,你也想起來了,比如金沙寺的小書僮供春,用缸底洗手沉泥捏出了手指螺紋清晰可鑒的樹癭壺,一代壺藝大師由此橫空出世,一個紫砂器與茶葉共存共榮的時代由此開啟。再比如,有個乞丐久聞福建某富翁愛喝好茶,就跑去門前討口茶,但猶覺不夠醇厚,便摸出隨身的紫砂壺再泡,味道果然醇厚無比。富翁求購,乞丐不允,遂想出一個兩全之法:一壺分作兩半“股權”,一半賣給富翁,用于安頓家小,留一半在手,可與富翁每日分享好茶。原來,這個乞丐過去也是富人,都是喝茶喝窮的。

  這樣的故事已經超越了敘事層面的閱讀效果,在于向后人表明:一盞好茶當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分享的權利與機會。這種意識在民間弘揚并根深蒂固,或許也是今天構建公民社會的人文資源。

  有鑒于此,跟我一樣,向黎也很討厭帝王將相粉飾茶史的刻意用心,比如大紅袍的來歷,比如碧螺春的得名,比如“喊春芽”的“采茶典禮”。茶話中的皇權意識,我認為是近現代人才有的,唐宋、明清的文人即便困厄如涸轍之鮒,也不會輕佻地編排這檔肉麻的“軼事”。

(舊中國的茶館,是中國人的輿論場和精神家園)

  更令會心一笑并掩卷遐思的則是對歷代茶人的悉心描摹,這使向黎的落筆從純技術層面引人入勝地轉圜至對盛唐大宋人文情懷的懷想與追憶,藝術與宗教的感情成了她這份寫作的內在支撐。比如對陸羽、白居易、蘇東坡、歐陽修、陸游、張岱、袁枚、曹雪芹等茶人的高度評價,對丁謂之流行跡的嘲諷與抨擊,其實都是借古人軼事點評今天的新聞。再比如,曾在日本悉心考察過茶道的向黎,對國內日漸式微的精神層面上的茶詩和民俗學層面上的茶館、茶俗、茶禮表示深深的遺憾,同時對時下流行的茶道秀和旅游景點的巧妙推銷頻頻蹙眉。

  這種事情,其實在茶道盛行并高度儀式化的日本也已經發生了。川端康成在1968年出席諾貝爾文學獎的典禮上就說了:“……如果將我的小說《千羽鶴》讀解為描寫日本茶道的精神和形式的美,那就是一種誤解——準確地說,它是一部否定現在已經變得惡俗的茶道,并對其表示懷疑和警告的作品!

(潘向黎,作家筆下的茶與酒,總能讓讀者品出別樣的滋味)

  是的,一切都遠去了,茶的品質,因為農藥而遠去。煎茶的水,因為污染而遠去。茶器,因為民間收藏的繁盛而遠去。茶詩,因為肥皂劇的盛行而遠去。茶人,因為生產方式及文化品格失落而遠去。

  令人慚愧的是,在韓國的全羅南道,我看到山巒間的茶園以水墨畫的形式吐納著清新濕潤的空氣,排列整齊,詩意盎然。在日本料理店,日本“女將”身穿絲綢和服,手執里千家茶筅,用從唐代中國傳過去并本土化的“古法”點茶,再將古老的輪島漆碗雙手捧到我面前。我一飲而盡,推門而出,端莊雅麗的日本女人邁著碎步送客,在身后不停地鞠躬、再鞠躬。我呢,此時差不多是在一路跑逃,丟盔卸甲。

  我還能說什么呢?

  好在我們還有《茶可道》,真的感謝向黎在“茶人”這一塊上著墨如此用心,使文字與空格具有戲劇般的感染力和詩性的回味,使每個昂首走過的美髯長者都閃爍出人性的光輝,也使我們這代人在名利場狼奔豕突的間隙,強迫自己坐下來品一壺茶,并通過“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這樣清新悅目的句子,讀懂前賢的高潔與清雅。

  沈嘉祿,民進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理事。高級記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小說創作,兼及報告文學和散文、影視作品。出版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文化評論集等三十余種,作品多次獲《上海文學》、《萌芽》等文學獎。近年來專注于對上海城市文化與歷史的研究,并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文物收藏、飲食文化等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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